回眸马里维和包机

天命之谓性以及天地以生物为中心，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的天赋德性说，与西方的天赋人权说形成人类文化的互补关系，各自发挥了历史作用。

只有极少数人将哲学方法变成一种纯粹的技巧。在解释的过程中，要进行中西比较，运用比较的方法。

从上面说，则与生理相联系，是公共的、普遍的，具有理性形式的。因此，中国哲学没有灵魂不灭的观念，也没有灵肉二元论的传统，更没有绝对实体的承诺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西方哲学是理智型的，中国哲学是情感型的或诗学的。而真正实现这一普遍关怀、从而享受到生命快乐的根本方法，就是情感体验。梁漱溟先生认为直觉是理性的，而冯友兰先生认为直觉是非理性的、神秘的，牟宗三先生则认为直觉是完全理性的。

中国哲学的根究竟是什么？很可能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他认为，解释学首先是真理的问题，其次才是方法，不能把方法置于真理之先或之上。[66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350页。

我所说的转换向度，只是就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问题而言的。有人认为，朱熹是理气一元论者。但为之不力，则无以胜不仁。朱熹的注释不但做到了，而且使人们对于孔子的思想，有了全面系统的理解。

他所谓理先气后之说，只是推上去时可以这样说，但这个推上去，只是逻辑的推理，并不是真实的存在。这种含义的不同，具有重要意义，是众所周知的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通过对仁的解释，朱熹完成了儒家的目的理性学说。道问学，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。[27] 在解释《论语》中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时说：民可使由于是理之当然，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。觉，谓悟其理之所以然。

理之极是什么？就是生理亦即仁理，这也就是明明德。道以理言，用也[49]等说，显然是指内具。正好相反，仁是孝弟的根本，即孝弟出于仁，而不是仁出于孝悌。所谓本然，是说本来如此、本自如此，是对自然之理的解说。

很多注释家包括海外的一些著名汉学家，都将情字解作情实、事实，意思是真实情形或实际情况，很少有人解作情感的。这样，仁的普遍性意义就真正确立起来了。

[51] 那么，其尊无对的天理，是不是超自然的绝对实体呢？现代的很多学者就是这样理解的，即认为天是超自然的观念实体或精神实体。这主要表现在朱熹为《大学》所补的格物致知传上。

从存在上说，只能是有气便有理，同时存在。这一点通过对孟子的解释，表现得很清楚。他不仅以此建立他的心学理论，而且以此注解四书。这同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即实体，是完全不同的。[62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7页。全德概念的提出，不仅将各种德目包括进去，而且有意义上的深化，是一种整体论的德性学说。

如果说，真有所谓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、宋学与汉学的对峙，那么，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。四、转换解释向度，赋予新的意义。

[2] 那么，两种解释，哪一种更符合原意呢？显然是朱熹的解释更符合原意。[34] 所谓具此生理，是从人的方面说，从天的方面说，则是赋此生理。

一个层面是本于天而备于我[42]的天命之性，一个层面是禀于有生之初，非今所能移[43]的生死富贵之命。[31] 在解诚与思诚时说：诚者，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，天道之本然也。

这正是直觉体验的特征。爱是情，情者情感，是感性的。不过，所谓创造的诠释这句话本身，什么也没有说明。思诚者，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，人道之当然也。

[6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94页。但是，朱熹既不是建构主义者，朱熹的哲学也不是观念论的形而上学。

他在《集注》中说：性，即理也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将圣贤的话当作客观的知识去对待，而要当作心灵的告白、生命的传承，在自己的心灵中切实体会，提高自己的境界，直到与圣人之心完全沟通，进入圣人境界。

这其间的更进一层的理论梳理，则非本文的任务。但是何谓仁？孔子并没有下定义，只是说仁者爱人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朱熹很重视分析。在朱熹看来，只有纵向的贯通而无横向的连结，是不行的。一方面说明，心与理完全合一，没有任何私欲的束缚。汉代儒者郑玄解格字为来，格物即来物。

有人将智解释成知识论的智性，这既不符合朱熹的思想，也不符合孟子的思想。四、转换解释向度，赋予新的意义 朱熹在注释四书时，最大的创造是转换解释向度，赋予经典以新的意义。

[11] 朱熹接受了程颢、程颐之说，将为仁解释成行仁。关于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的问题，朱熹有更进一步的论述。

宋代以前的注释者，大都将这句话解释成仁以孝弟为本即孝悌是仁的根本（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是其代表）。[38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331页。